对网络的反思

要找一本关于网络史及对其反思的好书，还真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卡斯特的大部头系列：《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确实不失为一套好书，不过，它的长篇大论、抽象晦涩，又让人望而却步。

同是加州大学教授的丹·希勒，也许正是有感于此，写作了一本迅速在西方网络业和学术界掀起一股旋风的书，此即《数字资本主义》。此书一出版，赞誉者不吝美词，贬损者则挥洒恶语。

曾以发表几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小有名气，但很快狂热地转而相信资本主义特别是硅谷资本主义的尼依，指摘希勒“并没有很好地描述出网络如何推动观念的变革。他批评网络助长了他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或者我所说的自由哲学，但他并没有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他没有谈到《连线》杂志所扮演的网络首倡者的角色，其最有名的编辑罗依斯·罗瑟托就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换言之，尼依认为希勒把事情搞反了，不是网络推动了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推动了网络的发展。

不管如何，希勒这本《数字资本主义》的影响确实非同一般，很多观点不管如何不完整，但它的首创性、深刻性、翔实性，确是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启迪。

希勒这本《数字资本主义》，其主题简单说来就是：政治、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他因此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

细读此书，有三点我认为不可多得。

其一是该书的实证性，这使得它读起来从从容容、栩栩如生。首先是资料之丰富。作者引用了大量的事例和数据，就连尼依也不得不多少有点悻悻地承认：“该书四章中的前三章，并未能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虽然它包含了大量信息。这些章节平均每章有230个例证，许多引自最近的报刊文章，从《华尔街日报》直引到《品类大全》。”其次是在阐述某一现象时，作者也没有作抽象空洞的说教，而是同样引用信息资料，阐述佐证自己的观点。希勒自己也指出，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内，任何理论的提出都离不开历史分析。该书的两大主题———网络中的“新自由主义”决策理论和电信业中商业用户成为决策中心的理论，就是通过深入历史分析之后的成果。

其二是该书的批判性。希勒对网络发展史的描述，其根本意旨在于提出警醒世人的结论。马尔奎特大学詹姆斯·斯科特教授指出：“和此前其他同类作者一样，希勒看到了某些乐观的根据，但不多。他援引了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全球化游行、越来越多的反私有化工人罢工———特别在欧洲等。”确实，希勒虽然列举了电信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例如便宜的远距离通讯、信息传输的快捷和稳定、公司运作成本的节省等，但他很快就补充道，这些恰恰加强了大公司和发达资本的霸权控制，“将跨国公司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霸权地位带入下个世纪”。在希勒看来，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本土的、国家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实体开始了相互竞争以吸引投资的游戏，导致了一场“对抗到底的比拼”。收入分配持续不均，国际差距日益拉大。希勒的结论是：“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通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

希勒的思想无疑是西方左翼的一部分，尼依甚至称他作“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左翼在西方，其界定各种各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以批判的角色审视世界，而这正是它长盛不衰的秘诀：紧跟时代，发人警醒。

其三是批判的深刻性。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通信网络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西方一时间出现了所谓的“赛博批判热”，而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批判性论著中，希勒的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没有无谓地、情绪化地攻击现实，更没有流于现象的描述和主义的定性，而是从网络的历史出发，一步步剥开电子通讯、电子商务、数字社区等数字技术产业的硬壳。从电信网络与军事部门脱离、美国政府解除电信管制、企业参与数字开发和应用，到企业营销战略实施，再到跨国业务拓展；从内联网，到外联网，再到国际互联网，所有这些历史进程，其结果就是社会分裂加剧、数字鸿沟扩大、穷人愈穷富人愈富。

举一例。希勒对网络公司营销战略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的分析，可谓精彩之极。由于网络公司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实行赞助商制度，即网络公司靠广告来赚钱，“一方面，广告客户要对媒体内容进行选择并给予高度关注。它们希望这些内容会帮助它们走近更多的特殊观众，另一方面……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收入越多，社会细分的程度也越高”。因此，赞助商制度的结果，必然是按照特定的消费群体来设计广告内容，针对特定的消费人口来发动营销攻势。而这些所谓的消费群体、消费人口，不过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道理很简单，没有谁会向一个乞丐推销数字社区。这样一来，只有家有电子设备的消费群体，才是广告的对象；只有针对有钱人的网站，才有可能生存——这和电视广告、标牌广告的社会效应完全不同。由此造成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整个社会分裂为消费能力上、文化心理上的两极。这就是所谓的haves与have－nots之间的数字鸿沟。